第七章　雨夜断案 (第2/2页)
　　
　　“可能性很大。”韩印点点头，习惯性抬手推了下镜框，试着还原当时的情境说，“我相信于作国起初是以盗窃为目的，不过撬开门后发现女主人被杀，那可能是他第一次真真切切地接近女性裸体，加之系在脖颈上的丝袜对他有难以抗拒的诱惑，他便无法自控，当场做出*举动。”
　　
　　“对嘛，我就觉得这小子说话太有条理了，反而不正常！”似乎被韩印激发出灵感，杜英雄稍微寻思一下说，“杀人那几起，案发地点供述极其精准，语言组织又过于正式，不是正常人说话的方式，显得特别刻意。相比较，在供述盗窃案时，才更像是他真实的说话状态。我觉得韩老师说得对，于作国应该只是对案子有特别的关注而已。”
　　
　　“这确是一个反常点。另外，于作国说他投案前最近一次实施盗窃，是在案发当年的五一长假期间，也就是说之前他已经有过两次强奸杀人的经历，那么盗窃行为实质上是一种退化表现，不符合畸变心理发展的特质。”韩印接着杜英雄的话说，“如果于作国真的从一名恋物癖者升级为连环杀手，表明他的畸变心理发展到了一个相当深的阶段，收集乃至偷盗丝袜已经无法满足他的心理需求，他需要不断体验和挑战更高层次的快感，即使出现退化也绝不会在那么短的时间内！”
　　
　　“可为什么于作国的供述相对于案情来说基本都能在合理的范围内呢？尤其还能给出隐蔽性证据，他真有那么高的智商？”艾小美拧着眉头问。
　　
　　“这就是‘3•19’案让人觉得扑朔迷离的地方，也是整个事件的荒诞之处。”韩印抿嘴笑笑，心里明白这小丫头是想说他的论证还不够充分，便补充说，“于作国其实未必有多高明，供述之所以未出大的破绽，是因为他以恋物癖者的思维逻辑揣测真凶的行为，恰巧与案情呈现出的畸形特征有一定吻合度，正如演员塑造角色，如果有了相应的生活，他的表演自然会真实生动。尤其于作国把自己代入案件，把幻想与真实、谎言与真相生动融合，并对此深信不疑，便更加让人难以分辨。实际上这也是一种病，叫作‘犯罪性精神错乱’。”
　　
　　“我明白了，”杜英雄展开韩印的话题，“于作国交代盗窃手法和过程时，显然说的是真话；犯罪现场有他的唾液，也表明‘因兴奋过度导致旧病复发’所言属实。那么利用这两个真实的点，他很好地解释了第三起案子与前两起案子呈现出不同案情特征的因由，比如前两起案子为什么没有撬锁痕迹，以及为什么只有第三起案子留下指纹和*。至于为什么首起作案没有出现丝袜因素，以及整个系列案件的作案动机，他都是以一个恋丝袜者的行为方式，给出了想当然的口供。现实中这些人会通过各种途径收集丝袜做纪念就不必说了，也确实听说过他们这样的人会向陪酒女或者性工作者索要乃至购买丝袜，被拒的经历应该也不少。”
　　
　　“完全正确。”韩印拍拍杜英雄的肩膀以示赞许，接着嘴角露出一丝狡黠的微笑，“我现在还解释不了‘口红’的问题，不过我有个设想，等坐实了再说。”
　　
　　“就算于作国目睹了犯罪现场，但他真能注意到挂在被害人脖子上的丝袜被系成蝴蝶结状吗？”艾小美看似要与韩印杠上了。
　　
　　“当然！不是说了吗，于作国对丝袜有着难以想象的敏感度，我相信他不仅在现场特意观察了丝袜是如何打结的，而且在那以后还会时常回味和演练。”杜英雄抢下话说。
　　
　　杜英雄与韩印一唱一和，艾小美终于哑火了，会议室安静下来。几分钟过后，顾菲菲提到一个最让人难以理解的问题：“那顶罪的动机呢？”
　　
　　“孤独、恐惧、绝望。”韩印长吁一口气，眼神中流露出一股淡淡的怜悯与慈悲，鬼上身似的娓娓说道，“我是于作国，患有先天性疾病，打出生起便几乎被所有人忽略，孤独犹如宿命般无法冲破。我淘气、打架、不服老师管教甚至课间放火，不是因为我是坏孩子，只是太想让身边的人注意到我而已。‘丝袜杀手’让我羡慕不已，所有人都在谈论他，他仿佛神一样，有那么一刻，我很想成为他，想如他一般让所有人见识到我的存在。而逐渐地，我开始觉得，我即是他，他即是我。我试着向一些人袒露我的‘身份’，竟赢得前所未有的注视，我知道那是因为邪恶，心底却明明白白感受到一种快感，于是我决定要向全世界宣告——我就是‘丝袜杀手’！我很清楚会因此失去自由甚至生命，可是又有什么关系呢？妈妈也即将离我而去，早晚我都会成为那个孤魂野鬼……”
　　
　　“因为总是与孤独相伴，所以不擅长与他人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最终只能以极端的方式来博取关注；因为母亲身患绝症不久于世，所以对生存感到恐惧，对生活感到绝望；作为成功商人的父亲的突然出现，又再度点燃他生活的希望，所以才有了那通打给父亲的翻供电话。”杜英雄若有所悟，操着沉重的语气，就韩印感性的换位自白，结合案件做出一番总结。
　　
　　“我还是理解不了，”艾小美下意识地摇了摇头，问道，“现实生活中真的会有人为了打破孤独，付出如此巨大的代价吗？”
　　
　　“有，而且比于作国要偏执得多。”韩印将情绪从于作国身上抽离出来，“瑞典人托马斯•奎克，曾对瑞典警方主动供认自己犯下30多起恶性案件，涉及杀人、分尸、强奸、吃人等异常残忍的犯罪情节，让整个国家为之震惊，他甚至一度被称为‘瑞典版的汉尼拔’。而荒唐的是，在其被定罪两年后，他终于在一次电视采访中承认，由于渴望受人关注，而且使用了大量药物，所以编出了弥天大谎，他其实从未杀过人，那些供认的案件细节，大多是从报纸上和图书馆里的相关纪实文献中看到的。”
　　
　　“可是国情不同，瑞典没有死刑，如果咱们的法院认定于作国的犯罪事实，他肯定会被枪毙，他会不怕死？”艾小美还不死心，较着劲说。
　　
　　“未必。”好半天没吭声的顾菲菲插话提示道，“咱们国家刑法中所指的‘精神病’，并不仅仅是医学上的精神病，它是法律意义上的精神疾病的统称，癫痫病属于司法精神病学界定的法律意义上的精神病，于作国患有癫痫病人格障碍，但又具备一定自控能力，系限制刑事责任能力人，再鉴于其为主动投案，判死缓的可能也是有的。”
　　
　　“我觉得他倒不会想得那么深，主要是过程对他来说太有吸引力了，另一方面他可能也有些钻牛角尖，认定了的事情就不愿回头。”杜英雄此时思路非常清晰。
　　
　　“行了，先不争了，总的来说，排除于作国的作案嫌疑只是一个方向，还需要扎实的证据。”顾菲菲摊摊手，重重地叹了口气说，“其实我倒是真希望于作国就是凶手，那咱们眼下的案子也好办多了。”
　　
　　看着两个小家伙针锋相对地辩论，韩印脸上也无奈地泛起一丝苦笑，他知道自己给整个办案组出了个大难题——如果不是于作国，那真凶是谁？如果真凶逍遥法外，就具备复出作案的可能，那么眼下的案子可能是模仿作案，也可能是延续作案。从调查方向来说，必然要双管齐下，既分散精力，也需要消耗更多警力。
　　
　　须臾，他与顾菲菲交换了下眼神，有针对性地做了一番部署：凶手把耿昊牵扯到案子当中，很有可能是一种障眼法，利用他扰乱警方办案思路，达到逃脱追查的目的，但也不能排除他就是冲着耿昊来的，接下来还得围绕耿昊以及其社会交往做文章。顾菲菲和艾小美显然与耿昊更容易沟通，所以韩印建议她俩协调张队一起去跟进这个任务；韩印自己和杜英雄则要试着去挖掘“3•19”案的真相，只是时间太过久远，两人得先盘算从哪一个切入点着手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