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丝袜无罪 (第2/2页)
　　
　　这么一来，似乎可以假设于作国在命案发生前夕，曾通过窗户潜进过刘琳住处，实施盗窃丝袜行为。刘琳可能有所察觉，但又不能肯定，所以才有了安防盗窗的念头。由此，于作国虽掌握隐蔽性证据，但并非命案凶手，在逻辑上就存在可能性。这对排除于作国的命案嫌疑来说，可谓迈进了一小步，不过接下来恐怕要调整侦查重点，因为于作国身上可挖掘的东西太少了，如果继续以他为中心，案子恐怕就要走进死胡同，还不如干脆在真凶身上多下点功夫，再说有什么能比找到真凶更有说服力呢？
　　
　　当然，即使这样，也不能完全撇掉于作国这条线，“3•19”系列强奸杀人案总共涉及三起案件，竟然有两起与于作国的盗窃目标是重合的，不能完全排除这两个人在现实中没有别的牵扯，而且以于作国日常在小区里四处流窜的活动特征，他也许真就撞见过凶手。所以韩印打发杜英雄去找于作国的父亲以及他住在精神病院期间的主治医生仔细问问，要尽可能地记下他跟他们说过的每一句话、每一个字，兴许于作国曾经在无意间透露过有关真凶的信息。
　　
　　杜英雄领命离去，韩印独自踏上剖绘真凶之路。他颇为耐心地逐一走过三个案发现场，这也是凶手曾经走过的路，韩印似乎正在追寻着他的气息，同时大脑中也逐步勾勒出他的形象：这是一个组织能力极强的凶手，从初始作案便做好保护措施，有效避免了在现场留下指纹、毛发、*等证据，表明三起案件都不属于随机作案，而是经过一定谋划的；凶手能控制体外射精，又在首起作案时故意掺杂了盗窃行径，以扰乱警方对作案动机的判断，说明凶手有一定的性成熟度和相对成熟的思维能力，年龄介于成年与成熟男人之间、20岁到40岁之间；但只带走现金而忽略了诸多贵重物品，则又表明凶手缺乏真正的反侦查经验，应该没有犯罪前科；凶手在三起作案中都是徒手制伏被害人，并且攻击部位以头面部为主，这一方面表明他对自己的身材和力量都具有相当大的自信，同时也显现出深深的愤怒。
　　
　　在被害人的选择上，凶手显然有他固定的模式——具有独立空间的老龄妇女。对于这样一个群体，凶手在满怀激愤的情绪下实施了性侵犯，则表明他对她们有着又爱又恨的矛盾心情，而此种畸形心理不会是一朝一夕造就的，或许是因为凶手成长的过程中长期缺乏女性的关爱，有很大可能性是生活在父系单亲家庭，对女性有着他自己理解的形象。另外，也可能与他身处的环境有关，比如因学习或者工作的原因，需要长期跟老龄妇女打交道等。当然，无论是哪种可能，这中间必然存在着令他心态扭曲的因素，比如受过虐待或者猥亵等。
　　
　　实际上，符合凶手选择目标类型的对象在欣乐社区并不少见，那么他是如何选定她们的呢？是随机的，还是经过筛选的？总体来说不是太好判断，但从某些细节上看，韩印比较偏向于后一种可能。在首起案件中，被害人遇害当时穿的是一件棉睡袍，如果面对完全陌生的男人，她应该不会穿成这样把他放进屋。而如果在这一点上韩印的判断正确的话，便意味着凶手与几个被害人在生活中是有着某种交集的。
　　
　　接下来要剖析的是杀人方式和凶手的“签名”，对犯罪心理侧写来说，它们是最具有价值的两个犯罪情节：
　　
　　无论是媒体还是社会大众，甚至于警方，都以“丝袜杀手”作为“3•19”案凶手的代名词，似乎所有人都认定凶手对丝袜有着特殊变态的情结，以至于连于作国这个正宗的恋物癖都认为他们是同类人。韩印则并不认为是这样，如果丝袜对凶手来说真的能最大程度激发欲望和快感，那么有关丝袜的情结必然要存在于整个系列案件中，可以说是一种近乎强迫症的行为，是无可替代的。但凶手的首起作案并未出现与丝袜有关的因素，这就说明凶手对被害人施以勒死或者说是绞杀的方式，只是一种“犯罪惯技”，绞索是可以随着环境和客观条件变化的，可以是睡衣腰带，也可以是丝袜，或者别的什么……只要凶手觉得称手、有效就可以，也就是说，实质上根本没有什么“丝袜杀手”一说。
　　
　　而凶手将绞索系成“蝴蝶结”留在被害人脖子上的行为，是一个明显的“犯罪标记”。对于本案，这种标记行为，从案情特征和痕检证据上看，是整个犯罪过程中的最后一个环节，那么“蝴蝶结”显然不是一个替代象征，而是意在彰显凶手的身份。
　　
　　综上所述，被害人是老龄女性，蝴蝶结代表凶手，也就是说，是蝴蝶结在伤害老龄妇女，那么两者之间在现实中会是怎样一个关系呢？韩印觉得“老龄妇女”和“蝴蝶结”这两个关键词，一定有某种纽带能将它们联系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