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百九十三章 饿死事小，失节是大 (第1/2页)
　　
　　勤政殿内，二人听到赵昕竟然动了杀心的时候，不由得黯然失色，对自己酒后之言造成的行为是懊悔不已，但恶果已经酿成，除非有奇迹发生。
　　
　　赵昕内心里并不想杀二人，先说张载，北宋思想家、教育家、理学创始人之一，其“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名言，被称作“横渠四句”，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读书人。
　　
　　张载从小天资聪明，十岁时随外傅学习，就表现出不同常人的品格，“志气不群，知虚奉父命”。少年丧父，使他成熟较早。
　　
　　当时西夏经常侵扰宋朝西部边境，宋廷向西夏“赐”绢、银和茶叶等大量物资，以换得边境和平。这些国家大事对“少喜谈兵”的张载刺激极大。
　　
　　宋仁宗庆历元年（1041年），张载二十一岁时，写成《边议九条》，向当时任陕西经略安抚副使、主持西北防务的范仲淹上书，陈述自己的见解和意见，打算联合焦寅（陕西永寿人，精通军略）组织民团去夺回被西夏侵占的洮西失地，为国家建功立业，博取功名。
　　
　　但范仲淹知永兴军、陕西经略安抚招讨副使、兼知延州（今延安），在延州军府召见了这位志向远大的儒生。张载谈论军事边防，保卫家乡，收复失地的志向得到了范仲淹的热情赞扬，但范仲淹说：“儒者自有名教，何事于兵？”认为张载可成大器，劝他作为儒生一定可成大器，不须去研究军事，勉励他去读《中庸》，在儒学上下功夫。
　　
　　不得不说一个满琼热血的青年就这样被范仲淹带歪了，但范仲淹的话并没有错，毕竟大宋朝是重文轻武的，文官的前程要比武将的更为远大。
　　
　　程颢北宋理学家、教育家，理学的奠基者，“洛学”代表人物。
　　
　　程颢提出，教育之目的乃在于培养圣人，“君子之学，必至圣人而后已。不至圣人而自已者，皆弃也”。认为教育最高目的要使受教育者循天理，仁民而爱物，谨守封建伦常。且强调教育必须以儒家经典为教材，以儒家伦理为教育的基本内容。
　　
　　北宋前期思想开放自由，为华夏封建王朝历史之最，所以诞生了各种各样的学派，也为理学的兴起奠定了基础。
　　
　　程朱理学在促进人们的理论思维、教育人们知书识理、陶冶人们的情操、维护社会稳定、推动历史进步等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但同时，它对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历史和文化发展，也有巨大的负面影响。
　　
　　不少人把程朱理学视为猎取功名的敲门砖，他们死抱一字一义的说教，致使理学发展越来越脱离实际，成为于世无补的空言，成为束缚人们手脚的教条，成为“以理杀人”的工具，从而反映出它的阶级和时代的局限性。
　　
　　比如存天理，去人欲，起初是让人掉多余的、贪婪的欲望，但演变到明清的时候就成了连正常的欲望都不能有了。
　　
　　再来说说最有名的“饿死事小，失节事大！”
　　
　　这句话出自程氏遗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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